圜土
圜土，谓狱城。人民之惰于职业，而犯抽拔兵剑误以伤人者，名曰“罢民”，拘置于此，以一年至三年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之罪，强迫施以劳役。弗使冠饰并书其罪状于大方版，著之背。若能悛改，舍之于乡里，不齿于平民三年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大司寇》、又《司圜》。
嘉石
此亦惩治罢民之犯言语无忌，侮慢长老，较应拘于圜土之过浅者，加以桎梏。木足曰“桎”，在手曰“梏。”坐诸外朝门之嘉石，役诸司空，其期间，重罪坐十三日，役一年；其次坐以九日七日五日递减，而役之月依日为率；下罪三日坐，三月役，使之改过自。有州长里宰能保任之者，即舍之，以其情节稍轻，入乡且得齿于乡人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大司寇》。
按：前条犹今制三年以下之短期自由刑，此条则违警罚。圜土之制，实后世年刑及五徒之权兴也。
胥靡
本殷之制，释为相随，即相随坐，乃刑之轻者。一说刑徒之人，胥相靡系。《汉书》所谓“锒铛”，颜注：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是也。传说当被褐带索，庸筑乎传严。战国时仅有卫以下氏，都邑名向魏买胥靡一事。《墨子》有胥靡妇人，以为舂酋。按礼有大酋。掌酒之官，周官酒人有女酒，乃女奴之晓酒者。则妇人之应胥靡，除易舂以外，兼易以女酒也。
参照：《韩非子•内储•说倒言》、《墨子•天志中》。
隶
凡隶必书其籍于丹书，盖亦奴从坐而没有县官者。北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，皆以赤纸为籍，其卷以铅为轴，即丹书之遗法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襄公二十三年》、《国语•晋语》。
刵
刵，截耳。五刑所无，乃刑之轻者。周公以王命诰康叔，令无轻行此刑。易称荷校灭耳。郑康成注：为以臣从君坐之刑，即国君与人讼，令臣代坐。犹代理人，负时从君受刑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康诰》、《周易注疏噬嗑》。
鞭
国君出军及祭祀之时，令条狼氏执鞭趋前誓众，其誓大夫曰：“敢不关，鞭五百。”誓乐师曰：“三百。”
按：不关，谓不关白于君，礼刑不上大夫。此刑轻司笞挞，《舜典》云：鞭作官刑。故不以违礼为嫌。或谓若大夫奉命出征，则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然军事可专，馀事仍应关白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条狼氏》。
宪罚、徇罚、扑罚
此为市刑，凡三等，小刑宪罚，以文书表示于肆；中刑徇罚，举其人之本身，徇列之名，以示其地肆之众，使众为戒；大刑扑罚，加以笞挞，扑作教刑是也。市刑虽轻，亦应以刑名之，于今殆亦违警罚之类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地官•司市》。
放
放之义有二说，一说大夫有罪当刑，而不忍刑之，宽其罪而放弃之谓；一说君之放为非，以大夫之待放为是，因刑不上大夫，在君诚有尊贤之特典，而大夫循省已罪当诛，不敢自冀幸免。故援“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”之例，以此三年，为待放之时期也。
按：此为晋放胥甲父于卫之事，前一说为下氏，后一说为公羊氏。此等事例，虽与现在不合，而立法之意颇精密也。春秋放大夫之事颇多，兹不赘述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宣公元年》、又《公羊传注疏》同。
四、赎刑
《吕刑》疑辟之赎
周法伤重，穆王命司寇吕候训畅夏禹赎刑，定五辟之疑如下：
（一）墨辟百，锾六两，曰“锾。”今文“锾”作“锊”，量名。
（二）劓辟惟倍，倍百为二百锾。
（三）剕辟倍差，刖足曰“剕。”倍差，谓倍之又半，为五百锾。
（四）宫刑六百锾。
（五）大辟千锾。
历陈罚之锾数，有疑者各自入罚，不降相因，不合死疑入宫，宫疑入剕者。此古之制，所以然者，以其所犯，疑不能决，故使赎之，次刑非其所犯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齐赎刑
齐桓公寄军令于内政，以甲兵未足，问诸管仲，乃使以甲兵赎。重罪犀甲一戟，轻罪绩盾。绘盾缀革有文如绘也。一戟，小罪谪以金分，有分两之差，宥问罪。
按：穆王罪疑斯从赎，齐则实罪亦从赎。虽为一时富强计，究非正轨。《管子》“中匡”、“小匡”亦载之，而文有同异。
参照：《国语•齐语》、《管子•中匡》、《管子•小匡》。
第四章 罪条
择经传中类似法律用语者，汇辑于本章。恐慌前后漫无条理，酌依《唐律》十二章之目，并附汉以后律，藉知升降，便详检焉。
每条节录原书之事实，庶阅者可知其称引之旨。若只泛言制度，不涉罪条，而为汉、唐等律所依据者，则于每节之首，略陈管见，用供参考。
一、通则
唐律首篇为《名例》，约言之，集合全编之刑罪法文。文即称谓四例，今法与刑，因其关于重要，析分二章居前，则所遗者，仅一小部分，不能仍习旧名，致滋重复，故改用今名。
外内乱之定义
邾娄之女，为鲁夫人。邾娄君颜，因是淫于鲁之宫中，致纳贼肇乱。时鲁之孝公幼，保母为臧氏之母，以子易公，逸出负而诉之于周天子，天子为诛颜而立其弟叔术。颜夫人，国色也。扬言有能为之杀杀颜者，愿为之妻，叔术为之杀杀颜者，即以为妻，周天子死，让其国于颜之子盱夏父。国以为贤，有公扈氏习于邾娄故事，议其妻嫂杀杀颜者之行，何氏休注云：“叔术妻嫂，当绝身无死刑，当以杀杀颜者为重。”徐氏彦疏云：“当绝身无死刑者，但当绝其身，以为不修，不合杀之，故曰无死刑。然则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者，谓姑姊妹之徒，今一则非父子聚麀，二则嫂非姊妹故也。”
按汉律“禽兽行，乱人伦，逆天道当诛。”见《汉书•燕王刘泽传》。《唐律•名例》“十恶”条：“十曰内乱。”子注：“谓奸小功以上亲，父祖妾，及兴和者。”即本此经，惟唐律统以内乱目之，而传增出外乱。内乱，反映姑姊妹血族；外乱，即父祖妾，所谓父子聚麀也，较唐律完密，妻嫂，唐律赅于小功以上之妻亲，不在内乱之列，亦与经义合。
参照：《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一年》。
《大戴礼》诸罪定义
作于财贿六畜五谷曰“盗。”
盗罪之范围凡三，而无田园瓜果。唐律擅食田园瓜果入盗事，盖本于此。
诱居室家有君子曰“义。”
句伪夺不可解，殆即诱拐罪。明律有“强占良家妻妾”条。
子女专曰“女芺。”
女芺或作妖，绎专之义，殆无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而苟合者。唐律有“违犯教令”条，清律“比引条例”，与聘妻奸通，即科子孙违犯教令。
饬五兵及木石曰“贼。”
五兵，先郑谓：“戈殳戟酋矛夷矛。”后郑则谓：“步卒之五兵，无夷矛而有弓矢。”木石，谓旝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旝建大木置石其上以吹磓敌也。”即后世炮雷之属，此指藏匿兵器谋为逆乱者。
达以中情出小曰“问”，大曰“讲。”
中情，国中之情实。贾氏《周礼》：“疏：士师八成汋。云：异国欲来侵伐，先遣人往问候，取其委曲，反来说之。”即本条问讲之义。讲，或作構，疑作谍。唐律“征讨告消息”条，谓之间谍。《疏议》：“问，谓往来。谍，谓觇候传通国家消息，以报贼徒。”是间谍本一行为，而戴氏依大小区分为二事，与唐律稍异。
利辞以乱属曰“谗。”
属，类也。利辞，即言伪而辩之意。谗，谓受其利辞者，信以为真也。殆为作伪罪之初步。
以财投长曰“贷。”
长，读如大事徒其长之长，谓长官。贷，疑货之讹。《吕刑•五过》有“惟货。”孔传谓行货枉法也。
按：以上八类，可与《周礼•秋官•士师》八成互为发明。
参照：《大戴礼•千乘篇》。
蠲除之法不行
《吕刑》云：“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。”孙氏疏云：“不行者，谓蠲除之法。”《晋书•刑法志》引“春秋保乾图”曰：王者三百年一蠲法，已蠲法又行之，则刑罚不信，民无所措手足。惟察惟法，谓惟以明察，惟用今时之法也。”
按：此为今法犯罪不溯既往之权兴，唐律无文，而“犯时未老疾”条问答，引《狱官令》：“犯罪逢格改者，若格轻听徒轻，依律及令务从轻法。”盖律为祖宗制定，不得擅改，许用格以变通之，亦含有蠲除之意在内。明律作断罪依新颁律：“律自颁降为始，若犯在以前者，并依律拟断。”此因新旧之间，颇有轻重互异之处，为坚法律信行之效力。特定此条，诚严格之从新主义也。清律加小注，兼采折衷从轻之主义矣。
参照：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注疏•吕刑》。
二罪
分后之二种情形：
（一） 上刑适轻下服。
此指一人犯一罪，而涉及轻重两条。如中国刑法第七十二条、日本改正案第六十七条下半。内重罪有亏减之处，则从轻而下服。
（二） 下刑适重上服。
此指一人二罪俱发，与轻罪并数为一，从重而上服。
按：此本孔氏传，《后汉书•刘般传》，子恺官太尉，其论臧吏增锢二世事，引《尚书》“有上刑挟轻”、“下刑挟重”二语，注云：“今《尚书•吕刑篇》曰：上刑适轻下服，下刑适重上服。谓二罪原其本情，须有亏减，故言适轻适重。此言挟轻重，意亦不殊。”孔颖达疏：补充其说曰：“皆为一人有二罪，上刑适轻者，若今律重罪应赎，轻罪应居作官当者，以居作官当者为重，是为上刑适轻，下刑适重者，若二者俱是赃罪，罪从重科，轻赃亦备，是为至重，而轻并数也。”并驳诘之，是否符于刘恺之意，然实亦此经之别一解也。
按：此经吾乡孙渊如观察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释之云：“言上刑者，其过轻，当以下刑治之；下服过重，当以上刑治之。下服减等也，上服加等也。”以加减为比况，益滋疑义。愚以为此经当据孔安国传，兹依唐律设二例如后，可明孔传之意矣。
今有甲为皇太子妃太功亲，官县令，知其境内乙谋欲叛奔化外，纳乙赃五匹，未予究问科罪，事发到官。甲虽犯一罪，兼包有监主受财枉法及知谋叛不告二事在内，按二罪从重，应依知人谋叛不告拟流二千里。惟甲合于请章，减一等为徒三年，仍听赎，其监主受财枉法，以五匹计，亦应从徒三年，不在应减之列，仍应官当除名，则应以受财枉法为重。此第一之例也。
今有甲殴乙拆其一臂，复盗丙十匹，事发到官，按折跌支体，应徒三年，窃盗贼十匹，仅止徒二年。自以折跌支体为重，然盗罪虽已不论，所盗之物，仍应尽本法，倍备为二十匹，偿还于丙。此第二之例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琉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三犯
周制再犯无加重明文，若三犯系习于奸宄凶恶，或毁败五常以乱风俗者，虽情节细微，加重科以死刑，不在赦例，此用虞延怙终贼刑之旧制也。
按：此据《周书》君陈三细不宥之义增入，汉张苍、冯敬定律有“当斩右趾等复犯笞弃市”之条，严惩再犯，竟处死刑。盖本周法，唐律“犯罪已发”条，各重其重。《疏议》谓各重其后犯之事，而累科之，即前后累并之意，而重犯流复设留住决杖加役之法，以为制限。此唐律之进于文明之一证也，明律误重字为轻重之重，以律应累科之条，等于二罪俱发，殊嫌未协。今学说所称常业犯，或犯罪性癖者，深有合于怙终之义也。
参照：《周书•唐诰》，又《周书•康浩•君陈潜夫论述赦篇》。
连续犯
墨子病攻战之害，取譬于杀人，杀一人谓一重不义，累其数至于杀百人为百重不义，考《荀子•正论篇》云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也。”是百不义者，质言之即应科以百死罪之谓，虽所取主义，与后世不同，而连续犯同一罪之论，已见端倪矣。
参照：《墨子•非攻篇上》。
未遂罪
鲁庄公之弟叔牙，因公病，俗弑逆，立其同母兄庆父，兵械已成，但未行事，弟季子知而鸩之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公子牙今将尔，辞曷为与亲弑者同？君亲无将，将而诛焉，然则善之与，曰然。”此言君亲恩义至重，不得稍萌恶念，将之云者，为犯罪初机，今弑械既成，已逾阴谋预备之程途，故视将弑与亲弑无异，而予季子以大义灭亲也。
按：犯罪之出于故意者，莫不有未遂之一阶段，故周之五禁，皆禁之于犯罪之先，《荀子•正论篇》所谓徵其未也，然于一般之事例，概加未遂之科，未免繁苛。自宜一准情节之重大者为限，此公羊氏所以有人臣无将之论也。汉董仲舒，从齐人胡毋子都，传公羊之学，所撰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，论春秋听狱，有云：“志邪者不待成。”即发明未遂罪之原始，亦即为本传君亲无将之语，加以诠释也。唐律于“名例”，未为未遂加以定义，而各条中有称但谋即坐者。如谋反、大逆谋条、杀期亲尊长等。或以未行、未成、未得著文者，良以未遂之应否科刑，仍视本条之罪状如何，并非及于全编，与今之编纂法典，体裁虽异，而宗旨从同也。
参照：《春秋公羊传注疏•庄公三十二年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精华》。
共犯分首从
《春秋公羊传》，于僖二灭下场之役，特书：“虞师晋师灭下阳，虞微国也。曷为序于大国之上？使虞首恶也。”故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：“首恶者，罪特重。”是春秋之于共犯，分别首从也。又《潜夫论》云：“贵知诛率。”故《汉书•孙宝传》称：“宝到部，亲入山谷，论告群盗，非本造意率渠，皆得悔过自出，遣归田里。”与贵知诛率吻合。此又于普通首从外，涉及聚集多众之附和随行者，加以宽典也。而唐律、明律于各条，有首从科刑与名例不同之处，大致即本此意。若“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”则兼采共犯主义矣。
参照：《公羊传•僖公二年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、《汉书•孙宝传》。
刑之适用
凡听五刑之讼，分权、别、画、共、赦、成六事。权者，子为父隐，臣为君讳，虽触刑禁，非其本恶。听讼者本其宿情，立其恩义，为平量之，恕而放免。别者，听讼者以画意思念，论量罪之轻重次序，不有越滥，谨慎测度罪人之善恶浅深之量，使不相乱。画者，画悉已之聪明，寻其事之根本，致其忠恕仁爱，不有屈折。共者，疑狱虽断，与众庶论决。赦者，众人疑赦，则当放赦。成者，疑赦不可直尔而放，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，以成于事。行此六者，适用刑罚，斯无枉纵矣。
按：此节录《王制》孔颖达单疏中语。周之刑法，凡二千五百条，而犯罪未必当条，此王制所以丁宁垂戒也。又《盐铁论》云：“春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”《春秋繁露•精华》云：“首恶者罪特重，本直者其论轻。”凡斯义蕴，俱不得斥为罪同论异。而汉世复开“春秋折狱“之例，且许援引古之轻义，无非融洽于情法之间。今世各国发明刑之适用，如德、如意，俱于刑法案特设规定。日本改正案，亦纂为第四十八条，殊不知吾国于二千年前已悬为定法也。
参照：《礼记注疏•王制》。
正当防卫
《周礼•朝士》云：“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，杀之无罪。”注：郑司农云：“谓盗贼群辈若军，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，杀之无罪。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卢舍，上人车船，牵引人欲犯法者，其时格杀之，无罪。”此《法经》所谓王者之政，莫急于盗贼，为收劾捕之功，故特予以防卫之权也。除乡邑外，此事例属于家居之时。
又《地官》调人职云：“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”注：“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，而杀之者。”例如甲见父乙被丙辱殴，甲救护，将丙杀死，丙之家族，不得视甲为仇之类。
又《公羊传》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；父受诛，子复仇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，朋友相卫而不相迿。”注：“迿出表辞，犹先也，不当先相击刺。”此传上半，足成《周礼》杀人而义之义，下半言吴王以朋友之道，帮助子胥伐楚。质言之，即朋友亦居于防卫之刑，但其友未直接受人侵害，不得首先发难。此事例不必限于家居之时，与前微有不同也。
按：盗贼军三字略读，《下传》：凡两军相攻曰“军”，元郑刚中军字属于乡邑，盖误，经之本旨，谓盗或贼群聚成军者，乡邑负保卫之责。家人属直接受其侵害之人，故均许其杀之无罪，先郑所引为汉律。牵引人，亦谓劫掠良人，经文曰“军”，律文曰“格”，皆含有一种紧急状态在内。若虽系盗贼，不成为军，及无待于格者，即属逾越防卫范围，杀之不能无罪。唐、明等律，均作夜无故入人家，俱以登时为条件，绍述春秋之志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朝士》。
复杂
父不受诛，许子告于所在之刑官杀之，如犯过失杀伤人。人之畜产亦同。经调和后，令各避地。父之仇海外君之仇同，兄弟之仇千里外师长同，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主友同。弗避则与瑞节执之，此分见于《周礼•秋官•朝士》及《地官•调人》，一许杀之，一许执之，须注意于故失之间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地官•调人》、又《秋官•朝士》。
附： 复仇说
复仇为中国刑法史最应探讨之事例，《周礼•秋官•朝士》，作报仇讎，仇讎本一义，盖仇指人，讎指事。称复杂者，简词也，推定法之初意，以父子恩至义重，父被杀，子不复仇，不得谓子。因虑官之耳目未周，特畀以权杀之，复虑其滥行此权，令其书之于士，以示制限。顾就事实言，人之犯杀伤，有故意、过失之不同。就被害之身分言，亦有亲疏厚薄之各异，故《地官•调人》复设和难之制，令分别避地，防其展转相仇。二经之旨甚明。
公羊氏于定公四年，子胥伐楚一役，以父受诛不受诛，定复仇之标准，所谓犹秉《周礼》也。乃贾氏于《朝士》注：“谓会赦后，使已离乡，其人反来，还于乡井，欲杀之时，先书尽士，节杀之无罪”云云。窃以为杀人会赦，已为王法之所特宽，讵有反令私人重加报复，在仇者固违当时移乡之义，在报者已轶无罪之条。则贾疏之不能彼此贯澈，可断言也，此制汉初因革如何，初无明文，据《太平御览》五九六，引僮约注云：“汉时官不禁报怨，民家皆高楼鼓其上。有急者，上楼击鼓，以告邑令救助”）是虽无法令允行，亦未禁止，盖听临地之审核。
《后汉书•张敏传》:“建初中，有人侮辱父者，而其子杀之。肃宗贯其死刑，而降宥之。自后因以为比，是时遂定为轻侮法。”敏驳议有曰：“春秋之义，子不报仇，非子也。而法令不为之减者，以相杀之路，不可开故也。”明言报仇不减，则当时废止可知。又云：“又轻侮之比，寝以繁滋，至有四五百科，转相顾望，弥复增盛，难以垂之万载。节轻侮之法，将以何禁？必不能使不相轻侮，而更开相杀之路。执宪之吏，复容其奸枉。
议者或曰：平法当先论生，臣愚以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，杀人者死，三代通制，今欲趣生，反开杀路，一人不死，天下受敝。”此言行轻侮法以后之弊，及不能有复仇之理由，和啻从之，殆又经废止矣。《魏志》卷二“黄初四年诏曰：丧礼以来，兵革未戢，天下之人，互相残杀，今海内初定，敢有私复仇者，皆族之。”是魏时禁之尤严也，晋革魏法，《晋书•谯刚王逊传》：成啻虽有有犯必诛之诏，乃一时申禁之词。而《刑法志》云：“贼斩杀以劾而亡，许依古义，听子弟得追杀之，会赦过误相杀，不得报仇。”完全与周礼合，《宋书•传隆传》引：“晋令杀人父母从之二千里外”，盖援调人和辟之法也。自兹以往，南朝之梁，北朝之魏与周，俱悬为禁令。
而《魏书•世祖本纪》：“太和元年诏，民相杀害，守牧依法平决，不听私。辄报者，诛及宗族，邻伍相助，与同罪。”且用曹魏之法，并滥及邻伍矣，唐律仅设杀人移乡，其于复仇，自属禁止。《旧唐书•刑法志》：“元和六年九月，富平人梁悦，为父杀仇人秦果，投县请罪，减死决杖一百，配流循州，职方员外郎韩愈议曰：子复父仇，见于《春秋》，见于《礼记》，又见于周官，又见于诸子史，不可胜数。未有非而罪之，也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其条，非阙文也，盖以为不许复仇，则伤孝子之心。而乖先王之训，许其复仇，则人将倚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矣。经之所明者，制有司也，丁宁其义于经，而深没其文于律，其意将使法吏，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，得引经而议也。
节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。或百姓相仇，如周官所称，可行于今者；或为官吏所诛，如公羊所称，不可行于今者。又周官所称，子复仇，先告于士，则无罪者。若孤稚。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于官，未可以为断于今也。然则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曰：凡有复父仇者，事发具其事由，下尚书省集议奏闻，酌其宜而处之，则经律无失其指矣。”于律之无文，详为阐发，临时集议，诚为不刊之论也。
宋承唐律，明无复仇之律，而有擅杀之条，尝见明吏《刑法志》原本：“复仇，律无明文，唯祖父被殴条，若祖父母、父母为人所杀，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，杖六十，其节时杀死者勿论。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，而擅杀之者，杖一百，按律于罪人应死，已就拘执，其捕者擅壳之罪亦止此，则所为家属人等，自包兄弟在内，复仇之例，可以类推也。”但云祖父等之被杀，不于应仇与否，加以制限，恐滋弊窦，刊定之本，删除此节。或即因此，清律条例中，子为父报仇，分别国法已伸未伸，未伸者依擅杀拟断；已伸者，如其人已经拟罪逢恩赦免之类，仍依通常之杀人罪论。权衡于经与律之间，深有合于文公之旨也。
亲属相隐
鲁庄公死，子子般立，公之弟庆父，使仆人邓扈乐。《下传》作圉人荦。弑子般，复归狱而诛乐。季子闻君弑，从家至朝，知乐不能独弑，而不变正其真伪，闵公立，庆父复弑之而奔莒。《春秋》隐其事书公死，季子之于庆父，一以狱有所归，不探情而诛，一以既而不可及，缓追贼，公羊俱以亲亲之道许之。
按：何氏注，于前之一事，谓：“论季子当从议亲之辟，犹律亲亲得相首匿。”于后之一事，谓：“与不探其情同义。”律即汉律。又《汉书•宣啻本纪》，地节四年诏：“自今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，廷尉以闻。”注：“师古曰：‘凡首匿者，言为首藏匿罪人。’是就律申言尊卑间之差别，唐律作“同居相为隐”，皆予勿论，较汉律小有不同矣。
《《论语》》记以子证父之非，其事详《吕氏春秋•当务篇》：“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，谒而之上，上报而将诛之。直躬者请代之，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‘父窝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！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！’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”故孔子辟以父子相隐。此事虽与首匿相因而实相反，盖隐所以全亲爱之情，证则彰贼害之意。唐律特设“告祖父母绞之”条，明律改为“干名犯义。”今法于告诉，虽不设亲属间之限制，而于图利亲属，如藏匿及诬告、湮灭证据、伪证、预防之不报告，设免除之规定。复于刑诉许其拒绝证言，皆从消极一方，维持礼教也。
参照：《春秋公羊传注疏•闵公元年又二年》、《吕氏春秋•当务篇》。
自首
《周书•康诰》“既道极厥辜时，乃不可杀。”宋蔡沈传云：“人有大罪，非是故犯，乃其过误，出于不幸。既自称道，自输其情，不敢隐匿。罪虽大时，乃不可杀，《舜典》所谓宥过无大也。诸葛孔明治蜀，服罪输情者，虽重必释，其既道极辜时，乃不可杀之意欤！”明邱氏《大学衍义》补采其说。
按：汉律“先自告除其罪”，见《汉书•衡山王传》。唐律作“犯罪未发自首。”
参照：《书集传•康诰》。
罪不相及
此即《康诰》所引文王达教之罚，谓刑不慈者，不可刑其父又刑其父又刑其子；刑不孝者，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。推而至兄弟亦同，是为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僖公三十二年》、又《昭公二十年》。
过失罪
名眚灾，本虞舜之旧称。以其出于过误，虽杀人大罪，亦以罚宥论之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康诰•潜夫论述赦篇》。
比附
《春秋断狱》，许引故事，因罪条有限，未必适合罪状，后承用其名，改为援引他条，有失古义。
按：《礼记•月令》“必察大小之比，以成之。”又《吕刑》“上下比罪”，无僭乱辞，细绎孔颖达疏，是比附即适用判例法之先例。故《周礼•士师》八成，即用为比附之标准也。《韩非子•内储说》，引孔子之令，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，逐兽者比入禁之罪，比拟已属不伦。孔、韩之旨不同，其为出于假託无疑。然战国时已有比附他和加减之说，汉时益行滥用，致有奇请他比之说，语详《汉书•刑法志》，兹不赘及。唐律于“断罪无正”条，设举重、举轻二例，援引仍限制于本门，尚属平恕，而赵冬曦犹议其非，明律竟改为比附加减，更溃厥堤坊矣。
参照：《礼记注疏月令》、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加减
加减之法，始见《法经》，殿居第六。
按：刑制分列为五，区判重轻，自不待言。若犯一罪，意之善恶，不能无衡量之馀地。此李悝《法经》具法，所谓具其加减也，惟加减之方法，载籍缺如，实洋疑义。愚以为周制群士听讼，本据罪状，参以众议，议定之后，仍行三刺，讯于群臣群吏万民，于法不减即为加，不容再进一等。如唐律之称加就重次也，至应减轻之时，究应如何？设为大辟，减入宫刑。
例如汉景啻纪，死刑欲腐者听之，以生刑易死刑，似尚可行，故终汉之世，以死刑而改处宫刑者，不遑缕举。若宫刑而减为刖刑，或依次处减，仍不免钻笮之苦，实未协于人情。然则所谓减者，自有三宥之法在，《周书•舜典》“流宥五刑”，五刑可减从流，周无流放之制。
而《吕刑》有五刑疑赦，孔传谓赦从罚，即据经下文罚锾之数而言。又《礼记•王制》“附从轻”，此指人犯罪在可轻可重之间，当从轻论，即罪疑惟轻之意。“宥”与“赦”名异而实同，贾疏云仍使出赎，尚非臆说，以是推之，更不能如唐律之称减就轻次也。然则加减云者，为李悝之所创始，而于肉刑时代，不能适用。至文啻废止肉刑，改用罪隶，酌定年限，第其轻重，加减之法，斯无窒碍。
此二千年来，无论何国，均奉为圭臬，是李悝者不仅为东方法制史上之发明家，且为世界法制史上之发明家也。
圜土，谓狱城。人民之惰于职业，而犯抽拔兵剑误以伤人者，名曰“罢民”，拘置于此，以一年至三年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之罪，强迫施以劳役。弗使冠饰并书其罪状于大方版，著之背。若能悛改，舍之于乡里，不齿于平民三年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大司寇》、又《司圜》。
嘉石
此亦惩治罢民之犯言语无忌，侮慢长老，较应拘于圜土之过浅者，加以桎梏。木足曰“桎”，在手曰“梏。”坐诸外朝门之嘉石，役诸司空，其期间，重罪坐十三日，役一年；其次坐以九日七日五日递减，而役之月依日为率；下罪三日坐，三月役，使之改过自。有州长里宰能保任之者，即舍之，以其情节稍轻，入乡且得齿于乡人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大司寇》。
按：前条犹今制三年以下之短期自由刑，此条则违警罚。圜土之制，实后世年刑及五徒之权兴也。
胥靡
本殷之制，释为相随，即相随坐，乃刑之轻者。一说刑徒之人，胥相靡系。《汉书》所谓“锒铛”，颜注：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是也。传说当被褐带索，庸筑乎传严。战国时仅有卫以下氏，都邑名向魏买胥靡一事。《墨子》有胥靡妇人，以为舂酋。按礼有大酋。掌酒之官，周官酒人有女酒，乃女奴之晓酒者。则妇人之应胥靡，除易舂以外，兼易以女酒也。
参照：《韩非子•内储•说倒言》、《墨子•天志中》。
隶
凡隶必书其籍于丹书，盖亦奴从坐而没有县官者。北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，皆以赤纸为籍，其卷以铅为轴，即丹书之遗法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襄公二十三年》、《国语•晋语》。
刵
刵，截耳。五刑所无，乃刑之轻者。周公以王命诰康叔，令无轻行此刑。易称荷校灭耳。郑康成注：为以臣从君坐之刑，即国君与人讼，令臣代坐。犹代理人，负时从君受刑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康诰》、《周易注疏噬嗑》。
鞭
国君出军及祭祀之时，令条狼氏执鞭趋前誓众，其誓大夫曰：“敢不关，鞭五百。”誓乐师曰：“三百。”
按：不关，谓不关白于君，礼刑不上大夫。此刑轻司笞挞，《舜典》云：鞭作官刑。故不以违礼为嫌。或谓若大夫奉命出征，则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然军事可专，馀事仍应关白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条狼氏》。
宪罚、徇罚、扑罚
此为市刑，凡三等，小刑宪罚，以文书表示于肆；中刑徇罚，举其人之本身，徇列之名，以示其地肆之众，使众为戒；大刑扑罚，加以笞挞，扑作教刑是也。市刑虽轻，亦应以刑名之，于今殆亦违警罚之类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地官•司市》。
放
放之义有二说，一说大夫有罪当刑，而不忍刑之，宽其罪而放弃之谓；一说君之放为非，以大夫之待放为是，因刑不上大夫，在君诚有尊贤之特典，而大夫循省已罪当诛，不敢自冀幸免。故援“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”之例，以此三年，为待放之时期也。
按：此为晋放胥甲父于卫之事，前一说为下氏，后一说为公羊氏。此等事例，虽与现在不合，而立法之意颇精密也。春秋放大夫之事颇多，兹不赘述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宣公元年》、又《公羊传注疏》同。
四、赎刑
《吕刑》疑辟之赎
周法伤重，穆王命司寇吕候训畅夏禹赎刑，定五辟之疑如下：
（一）墨辟百，锾六两，曰“锾。”今文“锾”作“锊”，量名。
（二）劓辟惟倍，倍百为二百锾。
（三）剕辟倍差，刖足曰“剕。”倍差，谓倍之又半，为五百锾。
（四）宫刑六百锾。
（五）大辟千锾。
历陈罚之锾数，有疑者各自入罚，不降相因，不合死疑入宫，宫疑入剕者。此古之制，所以然者，以其所犯，疑不能决，故使赎之，次刑非其所犯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齐赎刑
齐桓公寄军令于内政，以甲兵未足，问诸管仲，乃使以甲兵赎。重罪犀甲一戟，轻罪绩盾。绘盾缀革有文如绘也。一戟，小罪谪以金分，有分两之差，宥问罪。
按：穆王罪疑斯从赎，齐则实罪亦从赎。虽为一时富强计，究非正轨。《管子》“中匡”、“小匡”亦载之，而文有同异。
参照：《国语•齐语》、《管子•中匡》、《管子•小匡》。
第四章 罪条
择经传中类似法律用语者，汇辑于本章。恐慌前后漫无条理，酌依《唐律》十二章之目，并附汉以后律，藉知升降，便详检焉。
每条节录原书之事实，庶阅者可知其称引之旨。若只泛言制度，不涉罪条，而为汉、唐等律所依据者，则于每节之首，略陈管见，用供参考。
一、通则
唐律首篇为《名例》，约言之，集合全编之刑罪法文。文即称谓四例，今法与刑，因其关于重要，析分二章居前，则所遗者，仅一小部分，不能仍习旧名，致滋重复，故改用今名。
外内乱之定义
邾娄之女，为鲁夫人。邾娄君颜，因是淫于鲁之宫中，致纳贼肇乱。时鲁之孝公幼，保母为臧氏之母，以子易公，逸出负而诉之于周天子，天子为诛颜而立其弟叔术。颜夫人，国色也。扬言有能为之杀杀颜者，愿为之妻，叔术为之杀杀颜者，即以为妻，周天子死，让其国于颜之子盱夏父。国以为贤，有公扈氏习于邾娄故事，议其妻嫂杀杀颜者之行，何氏休注云：“叔术妻嫂，当绝身无死刑，当以杀杀颜者为重。”徐氏彦疏云：“当绝身无死刑者，但当绝其身，以为不修，不合杀之，故曰无死刑。然则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者，谓姑姊妹之徒，今一则非父子聚麀，二则嫂非姊妹故也。”
按汉律“禽兽行，乱人伦，逆天道当诛。”见《汉书•燕王刘泽传》。《唐律•名例》“十恶”条：“十曰内乱。”子注：“谓奸小功以上亲，父祖妾，及兴和者。”即本此经，惟唐律统以内乱目之，而传增出外乱。内乱，反映姑姊妹血族；外乱，即父祖妾，所谓父子聚麀也，较唐律完密，妻嫂，唐律赅于小功以上之妻亲，不在内乱之列，亦与经义合。
参照：《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一年》。
《大戴礼》诸罪定义
作于财贿六畜五谷曰“盗。”
盗罪之范围凡三，而无田园瓜果。唐律擅食田园瓜果入盗事，盖本于此。
诱居室家有君子曰“义。”
句伪夺不可解，殆即诱拐罪。明律有“强占良家妻妾”条。
子女专曰“女芺。”
女芺或作妖，绎专之义，殆无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而苟合者。唐律有“违犯教令”条，清律“比引条例”，与聘妻奸通，即科子孙违犯教令。
饬五兵及木石曰“贼。”
五兵，先郑谓：“戈殳戟酋矛夷矛。”后郑则谓：“步卒之五兵，无夷矛而有弓矢。”木石，谓旝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旝建大木置石其上以吹磓敌也。”即后世炮雷之属，此指藏匿兵器谋为逆乱者。
达以中情出小曰“问”，大曰“讲。”
中情，国中之情实。贾氏《周礼》：“疏：士师八成汋。云：异国欲来侵伐，先遣人往问候，取其委曲，反来说之。”即本条问讲之义。讲，或作構，疑作谍。唐律“征讨告消息”条，谓之间谍。《疏议》：“问，谓往来。谍，谓觇候传通国家消息，以报贼徒。”是间谍本一行为，而戴氏依大小区分为二事，与唐律稍异。
利辞以乱属曰“谗。”
属，类也。利辞，即言伪而辩之意。谗，谓受其利辞者，信以为真也。殆为作伪罪之初步。
以财投长曰“贷。”
长，读如大事徒其长之长，谓长官。贷，疑货之讹。《吕刑•五过》有“惟货。”孔传谓行货枉法也。
按：以上八类，可与《周礼•秋官•士师》八成互为发明。
参照：《大戴礼•千乘篇》。
蠲除之法不行
《吕刑》云：“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。”孙氏疏云：“不行者，谓蠲除之法。”《晋书•刑法志》引“春秋保乾图”曰：王者三百年一蠲法，已蠲法又行之，则刑罚不信，民无所措手足。惟察惟法，谓惟以明察，惟用今时之法也。”
按：此为今法犯罪不溯既往之权兴，唐律无文，而“犯时未老疾”条问答，引《狱官令》：“犯罪逢格改者，若格轻听徒轻，依律及令务从轻法。”盖律为祖宗制定，不得擅改，许用格以变通之，亦含有蠲除之意在内。明律作断罪依新颁律：“律自颁降为始，若犯在以前者，并依律拟断。”此因新旧之间，颇有轻重互异之处，为坚法律信行之效力。特定此条，诚严格之从新主义也。清律加小注，兼采折衷从轻之主义矣。
参照：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注疏•吕刑》。
二罪
分后之二种情形：
（一） 上刑适轻下服。
此指一人犯一罪，而涉及轻重两条。如中国刑法第七十二条、日本改正案第六十七条下半。内重罪有亏减之处，则从轻而下服。
（二） 下刑适重上服。
此指一人二罪俱发，与轻罪并数为一，从重而上服。
按：此本孔氏传，《后汉书•刘般传》，子恺官太尉，其论臧吏增锢二世事，引《尚书》“有上刑挟轻”、“下刑挟重”二语，注云：“今《尚书•吕刑篇》曰：上刑适轻下服，下刑适重上服。谓二罪原其本情，须有亏减，故言适轻适重。此言挟轻重，意亦不殊。”孔颖达疏：补充其说曰：“皆为一人有二罪，上刑适轻者，若今律重罪应赎，轻罪应居作官当者，以居作官当者为重，是为上刑适轻，下刑适重者，若二者俱是赃罪，罪从重科，轻赃亦备，是为至重，而轻并数也。”并驳诘之，是否符于刘恺之意，然实亦此经之别一解也。
按：此经吾乡孙渊如观察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释之云：“言上刑者，其过轻，当以下刑治之；下服过重，当以上刑治之。下服减等也，上服加等也。”以加减为比况，益滋疑义。愚以为此经当据孔安国传，兹依唐律设二例如后，可明孔传之意矣。
今有甲为皇太子妃太功亲，官县令，知其境内乙谋欲叛奔化外，纳乙赃五匹，未予究问科罪，事发到官。甲虽犯一罪，兼包有监主受财枉法及知谋叛不告二事在内，按二罪从重，应依知人谋叛不告拟流二千里。惟甲合于请章，减一等为徒三年，仍听赎，其监主受财枉法，以五匹计，亦应从徒三年，不在应减之列，仍应官当除名，则应以受财枉法为重。此第一之例也。
今有甲殴乙拆其一臂，复盗丙十匹，事发到官，按折跌支体，应徒三年，窃盗贼十匹，仅止徒二年。自以折跌支体为重，然盗罪虽已不论，所盗之物，仍应尽本法，倍备为二十匹，偿还于丙。此第二之例也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琉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三犯
周制再犯无加重明文，若三犯系习于奸宄凶恶，或毁败五常以乱风俗者，虽情节细微，加重科以死刑，不在赦例，此用虞延怙终贼刑之旧制也。
按：此据《周书》君陈三细不宥之义增入，汉张苍、冯敬定律有“当斩右趾等复犯笞弃市”之条，严惩再犯，竟处死刑。盖本周法，唐律“犯罪已发”条，各重其重。《疏议》谓各重其后犯之事，而累科之，即前后累并之意，而重犯流复设留住决杖加役之法，以为制限。此唐律之进于文明之一证也，明律误重字为轻重之重，以律应累科之条，等于二罪俱发，殊嫌未协。今学说所称常业犯，或犯罪性癖者，深有合于怙终之义也。
参照：《周书•唐诰》，又《周书•康浩•君陈潜夫论述赦篇》。
连续犯
墨子病攻战之害，取譬于杀人，杀一人谓一重不义，累其数至于杀百人为百重不义，考《荀子•正论篇》云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也。”是百不义者，质言之即应科以百死罪之谓，虽所取主义，与后世不同，而连续犯同一罪之论，已见端倪矣。
参照：《墨子•非攻篇上》。
未遂罪
鲁庄公之弟叔牙，因公病，俗弑逆，立其同母兄庆父，兵械已成，但未行事，弟季子知而鸩之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公子牙今将尔，辞曷为与亲弑者同？君亲无将，将而诛焉，然则善之与，曰然。”此言君亲恩义至重，不得稍萌恶念，将之云者，为犯罪初机，今弑械既成，已逾阴谋预备之程途，故视将弑与亲弑无异，而予季子以大义灭亲也。
按：犯罪之出于故意者，莫不有未遂之一阶段，故周之五禁，皆禁之于犯罪之先，《荀子•正论篇》所谓徵其未也，然于一般之事例，概加未遂之科，未免繁苛。自宜一准情节之重大者为限，此公羊氏所以有人臣无将之论也。汉董仲舒，从齐人胡毋子都，传公羊之学，所撰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，论春秋听狱，有云：“志邪者不待成。”即发明未遂罪之原始，亦即为本传君亲无将之语，加以诠释也。唐律于“名例”，未为未遂加以定义，而各条中有称但谋即坐者。如谋反、大逆谋条、杀期亲尊长等。或以未行、未成、未得著文者，良以未遂之应否科刑，仍视本条之罪状如何，并非及于全编，与今之编纂法典，体裁虽异，而宗旨从同也。
参照：《春秋公羊传注疏•庄公三十二年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精华》。
共犯分首从
《春秋公羊传》，于僖二灭下场之役，特书：“虞师晋师灭下阳，虞微国也。曷为序于大国之上？使虞首恶也。”故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：“首恶者，罪特重。”是春秋之于共犯，分别首从也。又《潜夫论》云：“贵知诛率。”故《汉书•孙宝传》称：“宝到部，亲入山谷，论告群盗，非本造意率渠，皆得悔过自出，遣归田里。”与贵知诛率吻合。此又于普通首从外，涉及聚集多众之附和随行者，加以宽典也。而唐律、明律于各条，有首从科刑与名例不同之处，大致即本此意。若“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”则兼采共犯主义矣。
参照：《公羊传•僖公二年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精华篇》、《汉书•孙宝传》。
刑之适用
凡听五刑之讼，分权、别、画、共、赦、成六事。权者，子为父隐，臣为君讳，虽触刑禁，非其本恶。听讼者本其宿情，立其恩义，为平量之，恕而放免。别者，听讼者以画意思念，论量罪之轻重次序，不有越滥，谨慎测度罪人之善恶浅深之量，使不相乱。画者，画悉已之聪明，寻其事之根本，致其忠恕仁爱，不有屈折。共者，疑狱虽断，与众庶论决。赦者，众人疑赦，则当放赦。成者，疑赦不可直尔而放，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，以成于事。行此六者，适用刑罚，斯无枉纵矣。
按：此节录《王制》孔颖达单疏中语。周之刑法，凡二千五百条，而犯罪未必当条，此王制所以丁宁垂戒也。又《盐铁论》云：“春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”《春秋繁露•精华》云：“首恶者罪特重，本直者其论轻。”凡斯义蕴，俱不得斥为罪同论异。而汉世复开“春秋折狱“之例，且许援引古之轻义，无非融洽于情法之间。今世各国发明刑之适用，如德、如意，俱于刑法案特设规定。日本改正案，亦纂为第四十八条，殊不知吾国于二千年前已悬为定法也。
参照：《礼记注疏•王制》。
正当防卫
《周礼•朝士》云：“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，杀之无罪。”注：郑司农云：“谓盗贼群辈若军，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，杀之无罪。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卢舍，上人车船，牵引人欲犯法者，其时格杀之，无罪。”此《法经》所谓王者之政，莫急于盗贼，为收劾捕之功，故特予以防卫之权也。除乡邑外，此事例属于家居之时。
又《地官》调人职云：“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”注：“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，而杀之者。”例如甲见父乙被丙辱殴，甲救护，将丙杀死，丙之家族，不得视甲为仇之类。
又《公羊传》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；父受诛，子复仇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，朋友相卫而不相迿。”注：“迿出表辞，犹先也，不当先相击刺。”此传上半，足成《周礼》杀人而义之义，下半言吴王以朋友之道，帮助子胥伐楚。质言之，即朋友亦居于防卫之刑，但其友未直接受人侵害，不得首先发难。此事例不必限于家居之时，与前微有不同也。
按：盗贼军三字略读，《下传》：凡两军相攻曰“军”，元郑刚中军字属于乡邑，盖误，经之本旨，谓盗或贼群聚成军者，乡邑负保卫之责。家人属直接受其侵害之人，故均许其杀之无罪，先郑所引为汉律。牵引人，亦谓劫掠良人，经文曰“军”，律文曰“格”，皆含有一种紧急状态在内。若虽系盗贼，不成为军，及无待于格者，即属逾越防卫范围，杀之不能无罪。唐、明等律，均作夜无故入人家，俱以登时为条件，绍述春秋之志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秋官•朝士》。
复杂
父不受诛，许子告于所在之刑官杀之，如犯过失杀伤人。人之畜产亦同。经调和后，令各避地。父之仇海外君之仇同，兄弟之仇千里外师长同，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主友同。弗避则与瑞节执之，此分见于《周礼•秋官•朝士》及《地官•调人》，一许杀之，一许执之，须注意于故失之间也。
参照：《周礼注疏地官•调人》、又《秋官•朝士》。
附： 复仇说
复仇为中国刑法史最应探讨之事例，《周礼•秋官•朝士》，作报仇讎，仇讎本一义，盖仇指人，讎指事。称复杂者，简词也，推定法之初意，以父子恩至义重，父被杀，子不复仇，不得谓子。因虑官之耳目未周，特畀以权杀之，复虑其滥行此权，令其书之于士，以示制限。顾就事实言，人之犯杀伤，有故意、过失之不同。就被害之身分言，亦有亲疏厚薄之各异，故《地官•调人》复设和难之制，令分别避地，防其展转相仇。二经之旨甚明。
公羊氏于定公四年，子胥伐楚一役，以父受诛不受诛，定复仇之标准，所谓犹秉《周礼》也。乃贾氏于《朝士》注：“谓会赦后，使已离乡，其人反来，还于乡井，欲杀之时，先书尽士，节杀之无罪”云云。窃以为杀人会赦，已为王法之所特宽，讵有反令私人重加报复，在仇者固违当时移乡之义，在报者已轶无罪之条。则贾疏之不能彼此贯澈，可断言也，此制汉初因革如何，初无明文，据《太平御览》五九六，引僮约注云：“汉时官不禁报怨，民家皆高楼鼓其上。有急者，上楼击鼓，以告邑令救助”）是虽无法令允行，亦未禁止，盖听临地之审核。
《后汉书•张敏传》:“建初中，有人侮辱父者，而其子杀之。肃宗贯其死刑，而降宥之。自后因以为比，是时遂定为轻侮法。”敏驳议有曰：“春秋之义，子不报仇，非子也。而法令不为之减者，以相杀之路，不可开故也。”明言报仇不减，则当时废止可知。又云：“又轻侮之比，寝以繁滋，至有四五百科，转相顾望，弥复增盛，难以垂之万载。节轻侮之法，将以何禁？必不能使不相轻侮，而更开相杀之路。执宪之吏，复容其奸枉。
议者或曰：平法当先论生，臣愚以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，杀人者死，三代通制，今欲趣生，反开杀路，一人不死，天下受敝。”此言行轻侮法以后之弊，及不能有复仇之理由，和啻从之，殆又经废止矣。《魏志》卷二“黄初四年诏曰：丧礼以来，兵革未戢，天下之人，互相残杀，今海内初定，敢有私复仇者，皆族之。”是魏时禁之尤严也，晋革魏法，《晋书•谯刚王逊传》：成啻虽有有犯必诛之诏，乃一时申禁之词。而《刑法志》云：“贼斩杀以劾而亡，许依古义，听子弟得追杀之，会赦过误相杀，不得报仇。”完全与周礼合，《宋书•传隆传》引：“晋令杀人父母从之二千里外”，盖援调人和辟之法也。自兹以往，南朝之梁，北朝之魏与周，俱悬为禁令。
而《魏书•世祖本纪》：“太和元年诏，民相杀害，守牧依法平决，不听私。辄报者，诛及宗族，邻伍相助，与同罪。”且用曹魏之法，并滥及邻伍矣，唐律仅设杀人移乡，其于复仇，自属禁止。《旧唐书•刑法志》：“元和六年九月，富平人梁悦，为父杀仇人秦果，投县请罪，减死决杖一百，配流循州，职方员外郎韩愈议曰：子复父仇，见于《春秋》，见于《礼记》，又见于周官，又见于诸子史，不可胜数。未有非而罪之，也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其条，非阙文也，盖以为不许复仇，则伤孝子之心。而乖先王之训，许其复仇，则人将倚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矣。经之所明者，制有司也，丁宁其义于经，而深没其文于律，其意将使法吏，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，得引经而议也。
节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。或百姓相仇，如周官所称，可行于今者；或为官吏所诛，如公羊所称，不可行于今者。又周官所称，子复仇，先告于士，则无罪者。若孤稚。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于官，未可以为断于今也。然则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曰：凡有复父仇者，事发具其事由，下尚书省集议奏闻，酌其宜而处之，则经律无失其指矣。”于律之无文，详为阐发，临时集议，诚为不刊之论也。
宋承唐律，明无复仇之律，而有擅杀之条，尝见明吏《刑法志》原本：“复仇，律无明文，唯祖父被殴条，若祖父母、父母为人所杀，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，杖六十，其节时杀死者勿论。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，而擅杀之者，杖一百，按律于罪人应死，已就拘执，其捕者擅壳之罪亦止此，则所为家属人等，自包兄弟在内，复仇之例，可以类推也。”但云祖父等之被杀，不于应仇与否，加以制限，恐滋弊窦，刊定之本，删除此节。或即因此，清律条例中，子为父报仇，分别国法已伸未伸，未伸者依擅杀拟断；已伸者，如其人已经拟罪逢恩赦免之类，仍依通常之杀人罪论。权衡于经与律之间，深有合于文公之旨也。
亲属相隐
鲁庄公死，子子般立，公之弟庆父，使仆人邓扈乐。《下传》作圉人荦。弑子般，复归狱而诛乐。季子闻君弑，从家至朝，知乐不能独弑，而不变正其真伪，闵公立，庆父复弑之而奔莒。《春秋》隐其事书公死，季子之于庆父，一以狱有所归，不探情而诛，一以既而不可及，缓追贼，公羊俱以亲亲之道许之。
按：何氏注，于前之一事，谓：“论季子当从议亲之辟，犹律亲亲得相首匿。”于后之一事，谓：“与不探其情同义。”律即汉律。又《汉书•宣啻本纪》，地节四年诏：“自今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，廷尉以闻。”注：“师古曰：‘凡首匿者，言为首藏匿罪人。’是就律申言尊卑间之差别，唐律作“同居相为隐”，皆予勿论，较汉律小有不同矣。
《《论语》》记以子证父之非，其事详《吕氏春秋•当务篇》：“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，谒而之上，上报而将诛之。直躬者请代之，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‘父窝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！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！’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”故孔子辟以父子相隐。此事虽与首匿相因而实相反，盖隐所以全亲爱之情，证则彰贼害之意。唐律特设“告祖父母绞之”条，明律改为“干名犯义。”今法于告诉，虽不设亲属间之限制，而于图利亲属，如藏匿及诬告、湮灭证据、伪证、预防之不报告，设免除之规定。复于刑诉许其拒绝证言，皆从消极一方，维持礼教也。
参照：《春秋公羊传注疏•闵公元年又二年》、《吕氏春秋•当务篇》。
自首
《周书•康诰》“既道极厥辜时，乃不可杀。”宋蔡沈传云：“人有大罪，非是故犯，乃其过误，出于不幸。既自称道，自输其情，不敢隐匿。罪虽大时，乃不可杀，《舜典》所谓宥过无大也。诸葛孔明治蜀，服罪输情者，虽重必释，其既道极辜时，乃不可杀之意欤！”明邱氏《大学衍义》补采其说。
按：汉律“先自告除其罪”，见《汉书•衡山王传》。唐律作“犯罪未发自首。”
参照：《书集传•康诰》。
罪不相及
此即《康诰》所引文王达教之罚，谓刑不慈者，不可刑其父又刑其父又刑其子；刑不孝者，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。推而至兄弟亦同，是为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
参照：《春秋左传注疏•僖公三十二年》、又《昭公二十年》。
过失罪
名眚灾，本虞舜之旧称。以其出于过误，虽杀人大罪，亦以罚宥论之。
参照：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康诰•潜夫论述赦篇》。
比附
《春秋断狱》，许引故事，因罪条有限，未必适合罪状，后承用其名，改为援引他条，有失古义。
按：《礼记•月令》“必察大小之比，以成之。”又《吕刑》“上下比罪”，无僭乱辞，细绎孔颖达疏，是比附即适用判例法之先例。故《周礼•士师》八成，即用为比附之标准也。《韩非子•内储说》，引孔子之令，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，逐兽者比入禁之罪，比拟已属不伦。孔、韩之旨不同，其为出于假託无疑。然战国时已有比附他和加减之说，汉时益行滥用，致有奇请他比之说，语详《汉书•刑法志》，兹不赘及。唐律于“断罪无正”条，设举重、举轻二例，援引仍限制于本门，尚属平恕，而赵冬曦犹议其非，明律竟改为比附加减，更溃厥堤坊矣。
参照：《礼记注疏月令》、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书•吕刑》。
加减
加减之法，始见《法经》，殿居第六。
按：刑制分列为五，区判重轻，自不待言。若犯一罪，意之善恶，不能无衡量之馀地。此李悝《法经》具法，所谓具其加减也，惟加减之方法，载籍缺如，实洋疑义。愚以为周制群士听讼，本据罪状，参以众议，议定之后，仍行三刺，讯于群臣群吏万民，于法不减即为加，不容再进一等。如唐律之称加就重次也，至应减轻之时，究应如何？设为大辟，减入宫刑。
例如汉景啻纪，死刑欲腐者听之，以生刑易死刑，似尚可行，故终汉之世，以死刑而改处宫刑者，不遑缕举。若宫刑而减为刖刑，或依次处减，仍不免钻笮之苦，实未协于人情。然则所谓减者，自有三宥之法在，《周书•舜典》“流宥五刑”，五刑可减从流，周无流放之制。
而《吕刑》有五刑疑赦，孔传谓赦从罚，即据经下文罚锾之数而言。又《礼记•王制》“附从轻”，此指人犯罪在可轻可重之间，当从轻论，即罪疑惟轻之意。“宥”与“赦”名异而实同，贾疏云仍使出赎，尚非臆说，以是推之，更不能如唐律之称减就轻次也。然则加减云者，为李悝之所创始，而于肉刑时代，不能适用。至文啻废止肉刑，改用罪隶，酌定年限，第其轻重，加减之法，斯无窒碍。
此二千年来，无论何国，均奉为圭臬，是李悝者不仅为东方法制史上之发明家，且为世界法制史上之发明家也。